1977年12月10日，我国570万高考生怀着虔诚的心情走入了考场，他们盼望将自己这些年的辛苦所学，尽数地挥洒在卷子上。

  可是，总有那么几个特例，想要通过不正当手段在这次考试上做手脚，让并不合格的人来上大学。

  其中，影响最恶劣的就是衡水市故城县委书记马连宝，利用自己手上的职权，让女儿在考场上作弊。

  马连宝女儿作弊先后牵连了整个县里的考场考生，让考生们叫苦连天，无心作答，使得7名干部“效仿”马连宝的做法为自家亲戚“走后门”。

  1972年时，为了选拔人才，全国就慢慢的开始陆续实行“推荐与选拔”相结合的方法了。

  毕竟光是在“推荐”这一个环节中，就有人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或金钱来做手脚。

  在1972年到1976年最近一段时间，倒也是招收上来不少大学生，但是质量却参差不齐。

  真正有实力者有之，但也有很多都是初中生的文化程度，更有甚者，仅仅小学文化程度就被人给推荐上来了。

  对此，小平同志曾愤怒地说道：“这还叫什么‘清华大学’，不如叫‘清华小学’，更符合些！”

  对于知识分子来说，很多真正有才能而没有权势的人，不敢奢望自己能上大学，只要能够当个正经工人就可以了。

  直到1977年7月，小平同志开始主管我国的科技和教育这一块，终于犀利地指出了：“我国在科技和教育这两方面，和发达国家差距太大。”

  在1977年8月份，小平同志和33个学术专家、科学院和教育部的工作人员，开了一个为期5天的会议，经会议研究后，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：恢复高考。

  大家争先恐后得到新华书店买书，买不到参考书的，就将别人的书给抄下来看，甚至连十几年前的中学课本都能从角落中随手翻了出来，真是神奇。

  虽然距离高考仅有4个月的时间了，但是大家都没有气馁，都争分夺秒地抓紧时间学习。

  有的农民为学习，白天收庄稼，晚上点灯；工人也是，白天工作，晚上学习时还能神采奕奕；有的老师白天授课，晚上还要备考。

  考生除了身份涉及各行各业，年龄的跨度也很大，有十几岁的“应届生”，也有大“应届生”十几岁的中年人，在同一个家庭，还有叔叔和侄子一起报名考试的。

  政府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，特地将从出题、印刷到封印等一系列流程，都安排在监狱中进行，参与考试的工作人员为保证考题不被泄漏，也是自愿被关在密闭的环境中工作。

  比如人口大省山东，仅仅印制试卷就差不多要用到几十吨，60克的纸张，倘若是再加上100克的装试卷的牛皮纸，纸张更是无法满足需求。

  山东省的招生委员会为了让考卷满足需求，调用了全省各地的库存纸张，还向各个部门求助调拨纸张。

  当然了，不仅仅是山东，全国各个城市都有纸张短缺的问题，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政府还专门调用了原本打算印刷《选集》第五卷的纸张。

  即便是有印刷政治读物的纸张来顶上，可是该节约还是要节约的，按照考试的规定流程，这些试卷基本上要换三个牛皮袋，中途开封和封装各两次。

  可是，纸张本来就少，这样不是更加浪费牛皮纸吗？而且牛皮纸的价格还特别贵！

  于是，招生委特地到工厂和印刷厂的工人反复研究，巧妙地设计出了带有“舌头”的牛皮袋，这种牛皮袋用来装试卷，可以将试卷从“舌头”中取出，再密封“舌头”部位。

  就这样，我们如今还在沿用这种带有“舌头”的密封袋，这种试卷袋不仅环保，还为国家省下了很多钱。

  除了纸张外，我国很多省份的麻袋也出现了短缺问题，麻袋是用来装密封的试卷的，也是必须要用的东西。

  对此，教育局还特地申请调用战备物资，省里领导为了解决高考这个当务之急，向有关部门征调了大批量的麻袋。

  在考试当天，凭借准考证考生可以优先乘坐公交车；为了帮助时间紧急的考生，司机们会在全体顾客同意的前提下，直接开向考场，中途不停车；有的城市还专门为考场设置了临时车站。

  倘若饭店距离考场较远或者天气不好，也有很多饭店会把熟食和面食直接送到考场，食物都包裹得热乎乎的，让考生吃一顿暖乎的饭。

  有时候，就连素不相识的普通人，都愿意为了考生能正常参加考试，主动前去帮忙。

  比如辽宁有一个考生将准考证忘在了家中，可是家里距离考场特别远，需要乘坐火车赶考，该考生发现的时候已经坐上了火车。

  家人追来后，发现火车已经走了，拿着准考证在火车站附近唉声叹气，旁边热心的火车乘务员听说了此事后，拿着准考证直接帮忙送到了考场。

  这次考试原本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大家按照“分数”来选拔，而不是按“权”选拔，可是在众人齐心协力想要圆满地完成此次考试时，却有人对这事动了歪心思。

  故城县委书记马连宝家中有6个女儿，因为马连宝在当地有权有势，他前三个女儿分别在1973年、1974年、1976年都被他用“权”推荐上去了，还全部是名牌大学。

  如今轮到第四个女儿上大学了，政府却要开始通过高考来选拔人才，这可让马连宝犯了难，难道四闺女就当不了大学生了？

  听说这次考试参加的考生有570万人，可是仅仅有27万的录取名额，这不是千军万马在过独木桥吗？

  而且，自家的女儿什么文化水平他也知道，就算是招收的人再多几倍，她也考不上啊！

  一方面，是要解决自家女儿没有报名资格的问题，她是郑口中学的高中学生，没有通过前段时间的择优考试，按理来讲，这是没有报名资格的。

  可是，马连宝却通知故城县文教局局长和招生办主任，让他们“尽量”通融一下。

  另一方面，是在非法报上名后，马连宝多次联系考点负责人，让其把女儿安排在优等生旁边，因此，他女儿可以在考前“两次改考号，三次变座次”。

  可是，马连宝还是对女儿附近的四个考生不满意，从50里外花钱雇了一个数理化都非常好的考生，安排在女儿身旁。

  直到考点负责人到马连宝跟前，拍着胸脯保证：“马书记，您女儿要是有什么样的问题，可以直接问我，放心吧！”，马连宝才点了点头，放下了心。

  既然一切都准备就绪了，该打点的也都打点了，那么，他女儿在考场上的情形如何呢？

  开场考试后，有的考生在自信满满地答题，有的考生抓耳挠腮、满脸疑惑，还有的考生虽然不会做题，却眼睛一直盯着旁边人的试卷，比如马连宝的四女儿。

  正当马连宝的四女儿抄得尽兴时，却发现有一个人进来，挨个询问考生需不需要药品。

  不用说，这个人自然是在考场外心急如焚的马连宝派来的，马连宝的女儿将不会的题号说给了这个人听。

  该人出去后，马连宝立刻让考场外早已经准备好的老师将题目做出来、写好，并又派人将答案送给了女儿，马连宝的女儿心安理得的抄着场外老师的答案。

  多番操作下，故城县里的其他官员也知道了马连宝的做法，但是他们并不想要阻止或者向上级举报，相反，他们也开始“效仿”马连宝的做法，为自家的亲属和朋友打开方便之门。

  就这样，整个考场渐渐地都乱了套，老师们忙着在外面写答案，学生们都在考场里毫不避讳的抄答案。

  作弊的考场也从郑口这一个考点，逐渐蔓延到整个故城县中，招生办副主任张砚生还搞起了“答题班子”，将考场作弊行为愈演愈烈。

  学生们或者为传错了答案大声痛骂，或者大声讨论试题答案，更有甚者还为抢夺答案大打出手，甚至为获取答案更便利，还把墙给掏出了一个洞。

  至于传递答案、书写答案的地点，有马棚、医疗室、休息室、餐厅、厕所，这个考场随处可见。

  在这场考试中，感到最愤怒的就是好好努力学习，认真准备应试的考生了，马连宝的女儿等人不光违法乱纪，还吵闹得连自己都无法安心答题了。

  有的考生在考场上大声和考官争论：“你们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，考场都乱成这样了，怎么不管管呢？”

  更有一些考生，因为忍受不了这些乱象，直接丢掉了笔，走出考场，拒绝继续应答试卷。

  社会上的人听说此事后，都感到心寒和愤怒，对此议论纷纷：“知道的明白这是在考学生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在考爸爸呢！”

  在河北省委、教育厅和衡水地委等联合调查下，马连宝等人的作弊行为被查得一清二楚。

  除了马连宝之外，还有7名干部也利用特权为自家亲属走了后门，大概有70多名教师当了“幕后写手”，还有20多个县里领导从中“周旋”。

  这里面惩罚最严重的就是马连宝和张砚生了，他们被撤销了党内外的所有职务，并被开除了党籍。

  至于马连宝的那三个违规录取的女儿，也被查出来了，本次所有涉案人员包括违纪的考生，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

  至于没有违规的考生，在政府的安排下，在第二年的一月份又重新进行了一次高考，这次，他们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，都取得了理想的成绩。

  不过，毕竟那个时代的人们平均文化程度有限，很多考生难免写下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来。

  在高考成绩出来后，考生在试卷上写下的答案，成为了当时社会上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。

  例如有些考生将“繁荣富强”错写成了“凡容负强”，有些考生看见了熟悉的数学四则运算，却慌乱不知道怎么来计算，有些考生写作文，却连基本的遣词造句都用错了。

  关于历史类的题，答案更是五花八门，考卷中问“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是谁？”，很多学生答成了“秦始皇、唐太宗、列宁”。

  当年在阅卷的过程中，因为太穷，没有计算机，阅卷老师只能拿着算盘来核算考生的分数，整个阅卷室中都是“噼里啪啦”的声响。

  按照流程规定，考生的档案同样是需要由地区的教育部统一运送到省里的，招生办的工作人员乘着火车，扛着麻袋，到了省里还要再上公交车，一路上风餐露宿。

  高考是一定要保证公平性的，这样才可以为我们的祖国选拔人才，此次事件处理后，马连宝本人也非常后悔，他惭愧的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会造成这种局面，错不该滥用权力。”

  参考文献：中国青年报：《故城事件：恢复高考舞弊第一案》央广网：《【中国百年瞬间】1977年恢复高考》新华网：《高考30年:1977年冬 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》人民网：《41年前的今天，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》